在华北平原上，矗立着两座相距只有137公里的特大型都市，其中北京拥有1600万常住人口，天津拥有1043万常住人口，这种现象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长期以来，京津两地关系的核心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这一历史状况延续到现在已经六七百年，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依从、依存、分立、竞争等多个阶段。

京津合作的历史溯源

几百年来，北京作为国都，主要执行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为保证首都的稳定与安宁，历代朝廷对工商业经济采取了种种抑制措施，所以北京的工商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虽然一些手工业和商业在城市周边也逐渐形成规模，但是主要局限于为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远远不能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天津的形成与发展起先是为了满足北京的需求，鸦片战争后主要得益于国际贸易。在长达六七百年的历史中，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随着中央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服务性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日益庞大的消费人口。粮食供应是维系北京日常生存的头号问题，高品质的奢侈品和消费品对于庞大的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北京周边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难以满足北京巨大的需求。于是，历代朝廷构筑了两条水路将北京、关东与富裕的南方连接起来。一条是漕粮海运河，一条是京杭大运河。由于天津不是行政中心，工商业活动受到的压制较少，作为“京师门户”，又是漕粮的贮存基地与转运枢纽，因而天津逐渐发展为华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中心。

1995年以后，中央领导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应当做好“四个服务”，即北京要更好地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1997年，北京提出了首都经济的概念，将北京的功能定位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2005年初，国务院批准了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明确了北京发展目标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天津则把自己定位于经济中心。1995年12月27日，中共天津市委六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意见》中提出，要建设好“一个基地、五个中心”，即工业基地、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开发和信息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国际交流中心。2005年3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确定天津的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定位差异提供合作前提

北京和天津的功能定位具有明确的差异性，为两市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但能否产生实际的合作行为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京津两市定位的逐渐清晰，区域合作也开始起步并且不断深入。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科技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工组合，环渤海区域逐渐形成三个各具特色的都市群落，即京津冀、沈大、济青，所以，京津合作开始纳入到京津冀都市圈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和讨论。2004年2月12日，京津冀三地签署《廊坊共识》，提出“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决定从易于突破的交通设施建设领域入手，渐次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强调产业布局的整体协调，统筹区域一体化的各项合作。2005年7月，京津城际轨道开工建设，贯穿北京、河北廊坊和天津。同年，京津冀三地还签订了《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北京、天津两市签署《京津城市流通领域合作框架协议》。首次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也开始启动编制。

从京津之间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决定了京津之间不同的区域合作方式和特点。2004年后，科技第一次作为一个突出的或单独的项目提出来。我们认为，京津两市提出《京津科技合作协议》，绝不是一种冲动，也不是赶时髦，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因素。第一，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在今天起着主导作用，科技创新是一个地区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动力。这一点已经成为京津两市政府的共识。特别是坐拥全国最密集的科技资源，如何发挥京津两市的科技潜力，是两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第二，京津两市的科技实力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但科技因素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高新技术产业在京津两地的发展虽然十分迅速，但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产业还没有成为主导，对GDP的贡献还不明显。更令人担忧的是，改革开放后，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仅在不断滑落，而且科技地位也在下降，这种现象引起了京津两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缘何落后？无庸讳言，在中国前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已经整体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产业方面的分工与合作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京津冀地区开展区域分工与合作，特别是在京津地区开展科技合作，是全面追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条战略途径。

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但得益于中央的特殊政策和香港的大规模产业扩散，推动了深圳、东莞、顺德、珠海等城市的兴起，形成规模巨大的城市网络。长三角、珠三角之所以区域合作先行，是政府的顺势行为，因为这两个地区已经在外商投资、民营经济推动下，形成了跨区域的产业分工网络，形成了经济层面的区域合作。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相对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发达的产业分工网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区是不是不用谈区域合作了呢？我们认为，推进京津科技合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认识京津科技合作的意义，需要从三个角度考虑：一是要站在全国的高度；二是要从京津冀都市圈的范围进行考虑；三是要把科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中去把握。推动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北京拥有全国最庞大的知识群和科技力量，天津拥有历史久远和深厚的产业基础，两者的合作将促进两地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的联系和互动，从而将产生巨大的创新效益。在京津地区，推动建立中国原始性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基地，使其成为辐射环渤海、引领中国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科技中心。滨海新区与相距一百多公里的中关村遥相呼应，构成一个一百多公里的全国最大规模的高技术产业带。一个具有上百年的产业发展历史，拥有制造、航运、物流等巨大优势，一个是中国知识最为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区。北京中关村一带的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已经形成活跃的创新氛围，这一地区每6分钟就诞生一家企业，具有创新活力。中关村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与深圳开发区和浦东开发区相比具有明显特点。因此，渤海新区开发战略的实施，将对我国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产生重要的战略意义。

促进产业分工网络形成，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分工是在外资和民营经济推动下实现的，那么，在京津冀地区，伴随着外资的北上趋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工一定会深化。如果政府采取促进分工合作的思路，创造条件、优化环境，分工的发展会更加迅速。用好和发挥北京科技资源的优势，必须与天津开展科技合作。第一，北京聚集了全国的科技资源。由于体制原因，这些科技资源虽然地处北京，但并不是北京市的资源，是属于全国的资源。北京市如何挖掘这一资源，必须突破本位主义的条条框框，以开放的眼光和姿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改善环境，加快这一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内、在全国的流动。一旦这一科技资源流动起来，必然促进区域分工，客观上也将有利于北京市的发展，这是北京市利用好国家科技资源的唯一途径。因此，北京市应当对北京地区的科技资源进行通盘考虑，打破行业、部门分割，树立促进京津冀地区乃至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第二，天津拥有深厚的产业基础。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研发机构和总部，在天津建立生产单位，表明两个城市的合理分工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应。研发机构与制造业不可能全部整合在北京的地域中，与周边区域的分工是一个必然趋势。如摩托罗拉、罗氏药业等，都是将研发机构布局在北京，将生产性企业布局在天津。调查表明，北京的研发机构如钢铁研究院、清华大学，一直与天津保持着密切的业务联系，拓展京津地区发展空间。随着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大企业研发机构向北京转移，北京产业分工体系中的高端地位会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据统计，目前北京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各类研发机构200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中有41％集中在北京。近年来，北京研发投入不断增长，2004年R&D经费投入达300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7%，已经超过国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5%）。研发机构与制造业不可能全部整合在北京的地域中，与周边区域的分工是一个必然趋势。京津联合优势更大。京津冀区域合作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缺乏一个如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香港这样的领头羊。一个区域内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被两个大都市所分割，结果是谁也做不大，很难完成一个城市的经济阶段，也很难进入经济扩散阶段。

提高区域的国际竞争

在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化同时发生，国际竞争的区域化是一个趋势。原因是，全球化的特征是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下的产业分工网络形成过程，知识、技术、资金在网络中流动并向节点聚集，这个节点就是区域。而这个区域不是一个行政区域，而是一个经济区域。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往往就体现在若干节点区域中，如美国的纽约都市群、日本的东京都市群。都市群实质是产业集群，是产业分工在区域深化的结果。我们并不担心跨国公司的产业布局，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国外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布局的重点在北京，生产性单位布局的重点在天津和其他地区，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分工空间网络。问题在于，北京地区所拥有的巨大的科技力量由于条块分割，由于各种基础性条件的限制，创新空间受到局限，创新效应受到制约。因此，如果能够创造条件，打破空间约束，促进科技资源的充分流动，那么，必将促使这一块巨量科技资源焕发出惊人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加强创新、以科技引领未来奠定基础。这就是京津科技合作的战略意义。